以人格基本平等为主旨的西式的鞠躬和握手，作为正式礼仪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是从清代开始的。康熙乾隆时期到中国的西方国家使节往往被迫行跪拜礼，但清廷由此知道西方人另有不同于跪拜的“西礼”，时人称为“折腰”，后来套用现成的中国话改叫鞠躬。雍正年间，罗马教皇的使节到北京，清帝表现开明，“许行西礼，且与握手”。雍正帝可以说是首先以握手为礼的中国人之一，但多半是出于好奇心，仅此一试，下不为例。乾隆帝也曾不得不同意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行单屈膝礼，不过他只是认为英国人不懂得文明礼貌，可以原谅，没有试试西礼的兴趣。到清王朝后期，由于国势衰落，清廷不得不承认西方各国不同于藩属国，而是地位平等的“与国”，因此被迫接受了部分西方礼节作为官方礼宾仪式。1873年，列强使节要求参加同治帝亲政典礼，并要求觐见时采用西礼“折要者三”，廷臣大为反对。李鸿章熟悉洋务，因而不同意要求外国使节行跪拜礼，主张“礼与时变通”。讨论和交涉的结果是清廷谕令照西礼执行，虽然事出无奈，这却是礼仪观念进步的表现。于是各国使节照“西例臣见君鞠躬三”的办法有所改进，先是五鞠躬，后来是三进三鞠躬。以后这种特定的鞠躬礼仪成为清朝外交礼仪的一部分，虽然只许外国人实行，皇帝的威严却因此大打折扣。
清朝后期有不少外国人到中国传教或经商，也有一些洋人在中国海关、邮局、税务部门工作，中国人同他们打交道时要采用西式礼节，逐渐习惯了鞠躬握手，但真正有机会经常实行西式礼仪的只是少数到外国的中国人。
19世纪中期以后陆续有官员和留学生到东西方各国考察学习，他们当然只能入境随俗，以鞠躬握手为礼。1866年，第一位去欧洲考察的斌椿已经注意到“西俗相见，以握手为礼，间有接吻者，无分男女也”。他还注意到中外握手的区别，大为感慨：“柔荑不让硕人篇，一握方称礼数全；疏略恐教卿怪我，并非执手爱绻然。”由此可以知道斌椿握手频繁，而且对和西方女子握手从不习惯到娴熟，但还有一点心理障碍。他和初与西方女子打交道的许多中国人一样，往往误以为对方含情脉脉，这也是中外交流的经验教训之一，现在也许还应该随时注意。自斌椿开始，出访的清朝官员在会见外国元首时，一律以握手鞠躬为礼，这种海外见闻对于改变传统的跪拜之礼，无形之中应当有所影响。
到戊戌维新时期，西方的现代平等观念逐步传播，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批评混灭人性的跪拜之礼。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向学生宣传：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，不先变去跪拜之礼，只能受到外国人的讪笑。当地顽固派的首领是叶德辉，他不反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，但是坚决反对西方的礼教，指责梁启超“欲易中国跪拜为西人鞠躬，居然请天子降尊，悖妄已极”！跪拜在社会、文化、政治方面的含义和影响，于此可见一斑。事实是，改变跪拜礼节和改变传统的社会、文化、政治制度一样，是由革命者用革命的方式进行的。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时，逐个教授入盟者“同志相见之握手暗号”以及秘密口号，“与各会员一一行新握手礼”。这虽然只是流亡海外的少数中国人奉行的礼节，却可能是中国人相互之间以握手为礼的最早记载之一。
鞠躬和握手作为正式礼仪流行中国是在辛亥革命以后。随着清王朝崩溃，旧的文化秩序同时瓦解。自由平等的西方观念由此进一步流行，从形式上维护不平等的跪拜叩头当然受到批评。1912年，唐绍仪、蔡元培等人组成社会改良会，主张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改良社会，其改良内容之一是“废跪拜之礼，以鞠躬拱手代之”。他们大多从海外留学回来，自然习惯鞠躬，而拱手基本上就是作揖，这样的建议想必很容易被向往平等的中国人接受。孙中山和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民国政府都曾明令废止跪拜礼，规定鞠躬为正式社交礼仪。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，有人阿谀奉承，建议恢复跪拜，袁世凯没有同意。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礼仪问题，中国人毕竟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了。但是没有跪拜的帝制仍然不受欢迎，很快就破产了。辛亥革命以后，跪拜叩头虽然始终存在，可能迄今不绝，但是主要用于对亡灵和偶像的崇拜，而且日渐衰微，失去了规范社交的意义。
（摘自《割掉辫子的中国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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